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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原因是权力主体的抵制，因为宪法是以规范权力为主旨的法律，它必然会受到权力主体自发的反抗。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和其间宪法的曲折遭遇，就是典型的事例和教训。我国第一部宪法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于1954年通过的，之后的宪法修改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全面修改方式，或者叫做重起炉灶方式，如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均是将原先的宪法重新改写一遍。

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我国现实国情来看，为提高施行宪法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来改善施宪机制。1988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是采用修正案方式和相应程序对宪法部分内容进行修改。这次修宪还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写进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以表明我国坚决走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坚强决心。具体来说，这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对征收征用私有财产和土地给予补偿、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被称为社会保障入宪）、将戒严修改扩展为紧急状态（以确保在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和救济）等等载入现行宪法，从宪法层面为人权保障包括财产保护提供了更明确有力的制定法依据。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

这些正确方针和重要政策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拓发展的伟大成果和经验总结，都通过修正案上升为国家意志，加以固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与此同时，宪法又必须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地频繁地改动，频繁修改的宪法谈不上权威性，宪法的稳定性不仅是宪法权威性的保障，而且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在依据适用方面，要根据单一宪法权利的类别分别适用，规范适用的弹性空间颇为狭小，从而呈现极为刚性的特点。

徐振东博士区分了自由权与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进而认为自由权可直接主张，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一般应通过法规范加以形成，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直接主张的性质。但从夏正林博士对宪法权利体系内涵的归纳来看，所获得的内容与既有的基本权利内容并没有本质差别。[90]详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5页。政治表达权之间的冲突。

详尽内容参见姚建宗：《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26]参见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8—179页。

[71]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27页。每个人因为非基本贡献而享有了非基本权利，而之所以会产生非基本贡献不平等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人的主体性因素存在差别所致，因此，对非基本权利的内容做学理分析可从主体地位与自由的角度进行归纳：基于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享有政治参与权。没有非基本权利卫之制度化，基本权利的护也不会巩固与持久，但与基本权利制度有所区别的是，在非基本权利领域，主要的行动主体乃为以人大为核心的政府和公民（团体），执政党的角色乃是政府的是监督者与保障者，从而需要在政治主权系统与治理主权系统形成相对严格的区分。宪法权利是表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概念。

第一修正案法律的核心特征是零敲碎打形成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在一系列司法判决和司法机关以外的发展中形成的。对机构型利益集团彼此竞争与妥协的个案分析，可参见王信贤：《论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部门关系——以〈反垄断法〉为例》，载杨光斌、寇健文主编：《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8]基于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享有的政治表达权。尽管巴克尔教授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但在笔者看来仍然不够具体。

[48]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341页。把受教育权独立化并将之定位于非基本权利与主流看法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显得很大胆，所以，如此处理的理由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解释。

如生命健康权、人身权、财产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受保护权，这种受保护的对象或利益具有天然或自然属性，所以不需要国家的分配。就非基本权利而言，由于其事关公民的宪法地位及利益，可以认为公民（团体）最有动力去关注，政府在执政党与公民的监督与制约下，政府职能转变为服务行政、政府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而非部门财政，也就有动力去关注。

郑广怀先生基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劳工关系的考察，建构了安抚型国家概念，并实证性地指出了其所包含的特点与要点：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维持现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22]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6页。后者则回答了法律权利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延展的意义上，宪法权利之所以会发生冲突，其实质乃为宪法义务发生了冲突，按照张恒山教授的论证，其中的逻辑是：正当的依据是不违反不应当的，也就是说，必须先行确定不应当的行为，才能进而确定正当的行为，或者说确定行为的正当性。其中，主体标准、性质标准、领域与文化传统标准可谓是划分权利的共同标准，公民与法人不但可以是宪法权利主体，也可是法律权利主体，绝对与相对不但是宪法权利的性质，也可是民事权利的性质，不仅宪法权利具有地域与文化基础，法律权利也依然具有相同的基础。[12]详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227页。基于公民趋利避害的经济与社会属性所享有的自由选择权。

[23]可见，这种对基本权利固有性的解释是价值论的与目的论的，虽说价值具有力量，但由于价值本身需要再解释，在再解释的过程中，极易发生价值异议与价值争执，达不成共识的价值不但可能削弱价值的力量，而且也可能由于价值争议导致信奉不同价值的人群发生行为对抗甚至战争，这时，寄托在基本权利之中的美好愿景恐怕就要受到损害乃至毁灭。三则，一国应当具有怎样的基本权利制度，尤其是生存条件权的标准与范围如何设定，既有赖于政治性宪法权利的理性行使与理性要求，也取决于一国财富的丰富程度。

从对（中国）宪法权利研究所存在的种种缺失来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没有对（中国）宪法权利做出或使用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9]的划分。1978年以后，由于建设与发展逐渐成为了执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便导致了阶层及阶层下的个人范围的扩大。

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就是公民基于国家分配而享有的受保障权，这种受保障的对象或利益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由于每个人参加了社会的创建由国家所付出的，但要说明的是，国家的这种付出绝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由于每个人的付出国家因此所必为的。执政党可资利用的最后一种资源就是法家法治。

宪法权利是抽象权利，法律权利是具体权利。[7]从逻辑实证角度看，针对不同的中国宪法实施面相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既不可能也于事无补。在权利内容层面，宪法权利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综合体。而在动态层面，其核心是政治主权优于或统摄治理主权。

在厘清与解释了设计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所必须坚持的前提与事关护卫机制设计方向的关键问题后，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的展望或构想已经呼之欲出：对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需围绕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两个基轴展开，并且，基本权利的守护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与先决条件。非基本权利既为民事权利主体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为民事权利主体赋予了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当民事主体通过相应法律行为追求利益时，由于其乃是利用了社会与社会合作而成就了所得，所以，就必须在所得中对社会有所付出，即纳税，付出的数量完全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来确定。

详尽内容可参见胡水君：《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3]马岭：《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这样，权力和资源集中化或中央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而去中央化或去集权化的大转型又成为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在宪法权利分类的层面上，就可以将宪法权利的内涵做出简要概括：宪法权利是一种综合性权利，综合性体现在：在权利的规范依据层面，宪法权利是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的综合体。

）这种质疑的缺陷在于：一是将受教育权中的受字理解成了被、强制与支配，但为什么不将受字理解为选择与接受或选择性的接受呢？二是学习权或学习自由是一个极为泛化的概念，即学习不仅在学校教育中存在，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也依然存在，这样的学习权或学习自由恐怕会因为辐射场域的广大而失去其内在的规定性。这样的回答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因而也是无效的。[37]换言之，没有每个人通过缔结社会而做出的基本贡献，其他贡献必将无从谈起，因此，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涉及宪法基本价值的利益冲突，也是宪法权利冲突的典型形态之一。之所以需要这种转向，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宪法的是包含着中国宪法逼近应是的各种资源与可能，这就是中国宪法之是对中国宪法之应是的支持性作用。

相对于受保障权来说，核心是国家分配的平等。如果其他的国家机器要成功地跟着走的话，这一制度必须成为法治的先锋队（引者加黑——引者注）。

所以，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贡献也经历了意识形态化向去意识形态化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全覆盖。但仅仅提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划分，简单说明中国宪法权利形式分类与内容分类的对应性，在内容的丰富性上依然有所欠缺。

由此，也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中国步入宪政与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没有基本权利护之制度化，中国绝无步入宪政之可能，所以，基本权利制度的法治化就是中国宪政建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对基本权利的护也需执政党自身来担当。由于法律义务（应当）存在着强与弱（正向的应尽）、不可容忍与可容忍（反向的不尽）的程度分别，所以，也就使得法律权利冲突呈现不同的样态或面貌。